今年5月，世界上最多产的作家巴巴拉·卡特兰撒手人寰，享年98岁。拥有女爵士封号的巴巴拉一生写作了723部小说，平均两周就完成一部小说，这几乎是一般人读小说的速度！她的写作方式是不停地口述，由几位女秘书轮班打字。
年轻时的巴巴拉就显示出写作天才。她发现，要致富，最快办法就是写垃圾。
以前看到某作家著作等身，几个月或半年便有一部大作问世，常赞叹他（她）惊人的创造力。现在参考巴巴拉的致富经验，才明白这等身的著作中，三分是精品，七分是垃圾而已。
再出色的作家一多产，也难免会产出垃圾。这就像母亲要把原本只为一个胎儿准备的营养分给十胞胎，结果个个先天营养不良。金庸、琼瑶、刘塘自不待言；就说李敖，是我崇敬的作家，但不客气地说，他的某些作品只能归入垃圾之列。因为他写得太快了，也写得太多了。尤其在他后期的杂文中，就时而能看到两篇文章从语气到结构到用词几乎完全一样，同样的资料或典故不同的文章一引再引，甚至在文章中成段地引用自己旧作中的文字……仅此一点，李敖就该好好骂骂自己。
文字垃圾的泛滥，是与商业味越来越浓的出版运作方式分不开的。出版社同样发现，要致富，最快的办法就是出垃圾。叶圣陶先生当年主持开明书店，曾规定有五种书不准出，即：礼拜六派的小说不出；武侠小说不出；以应付升学考试为目的的升学指南、辅导材料、复习题之类的书籍不出；速成法之类的书不出；描写词典不出。因为他那时就发现，这五种书基本上是垃圾。当然它们现在还是垃圾。具有讽刺意味的是，如今不知有多少出版社是靠这种垃圾致富的。叶先生如果活到今天，再以同样的“五个政策”主持出版社，估计第一个下岗的就是他。
正因为出版社竞相出垃圾，所以书的品种和数量是越来越多了，但也越来越不耐读了。书市上，表面的繁荣掩盖不住普遍的平庸。选题雷同、撞车的书多，名为著实为编、名为编实为抄的书多，注水猪肉式的注水书多，大而无当的丛书、全集多……最近的一个风尚，是外国当代作家纷纷出译文全集。以还算经典的玛格丽特·杜拉斯、罗伯—格里耶为例：杜拉斯是王小波和某些美女作家的偶像，罗伯—格里耶则是法国新小说派的代表人物，但我认为，杜拉斯出出她的《情人》、《广岛之恋》，格里耶出出他的《去年在马里昂巴》、《嫉妒》，也就足矣，犯得着出十几本的译文集吗？罗伯—格里耶在听说他的文集在中国出版时，对法国《读书》杂志说了一段意味深长的话：“外国对我的书感兴趣，就像对波尔多葡萄酒、干酪和香水等其他特别尖端的法国产品一样。比如中国人，他们认为自己善于把它们做成畅销书，而且比法国人做得更好。”事实上，格里耶的小说实验味和书卷气太浓，并没有多少流行元素，很难成为畅销书赚钱，这可能是中国出版家的失算。估计博尔赫斯等人的译文集也是同样的命运。不是所有的“垃圾”都能致富，有的纯粹是在浪费纸张等宝贵资源。
哲学大师维特根斯坦一辈子只出了一本书——《逻辑哲学论》，而且薄薄的不到80页，以后便不再著书，因为他感到已经把哲学问题讲清楚了。直到他去世后，别人才将他的笔记，讲义汇编成书。美国作家塞林格在完成《麦田的守望者》这部里程碑式的作品后，便从文坛销声匿迹，因为他觉得几乎把所有的精华全吐出来了，再吐下去恐怕只有垃圾。在文字垃圾泛滥的今天，真让人怀念他们的真诚，那是一种集谦逊与自负、浪漫与勇气于一体的真诚。
（合肥市少年博览杂志社莫幼群）
